拿到哈金（Ha Jin）的《等待》（（Ha Jin，Waiting，Pantheon Books，New York，1999），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封面上那条又长又黑的辫子。于是心想这一定是一部与辫子有密切关系的小说。然而读完以后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小说讲述的是中国东北一个部队医院的医生孔林爱上了同院的护士长吴曼娜。为了与吴结婚，孔必须与自己的发妻离婚。经过了长达十八年的等待之后，孔吴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十分美满。这部小说为哈金赢得了199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的国际笔会／福克纳奖。作为一个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能够连获两项大奖，本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然而那条沉重的辫子却让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以前我也看到过不少与内容毫不相干的封面设计，最常见的是美人头或裸体照之类。然而对于这类书籍，我只是感到厌恶，仅此而已。但是面对这样一条并不恶俗的长辫，我却想到了很多。它的作用无非是在向美国的读者直观地表明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辫子、小脚、三妻四妾，这些被中国人抛弃了至少半个世纪的东西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在被人利用？萨义德曾经指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西方看待东方的固定模式的不断巩固和加强。记得当时我看到这段话时很不理解：电视、电话的广泛使用，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外语教育的普及，以及电脑网络时代的到来，凡此种种都便利了西方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了解，西方人的老眼光应该得到纠正才对啊。但是面对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例子，需要纠正的看来只能是我的盲目乐观了。确实，要改变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绝非易事。政治经济的发展当然是最重要的，文学艺术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就拿近年来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电影来说，根据我的孤陋寡闻，它们几乎都和当前的中国隔着一段时间距离──或二三十年，或五六十年甚至更长。无论这些电影的是非曲折，我想它们的一个消极因素或许正在于加强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固有模式。它们的获奖是福，还是祸？不应算作巧合的是，哈金的这部获奖小说也和现在隔着二三十年──故事发生在六十到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条至少是辛亥以前的辫子放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则只能向一个中国读者表明它的时代错置。
《芝加哥论坛报》对《等待》一书的评价是：“一个简练的爱情故事，它超越了文化障碍。”爱情可能是最容易被跨文化理解的东西。但是，一旦涉及到政治经济制度、宗教信仰、社会习俗，问题好像就不再那么简单。为了实现这些方面的互相理解和沟通，我们还要等待多久？
 |
